红军几次渡赤水的答案是：4次
四渡赤水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德国顾问李德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等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政治原因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
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军事原因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